转自：腾讯新闻
恢复高考——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转折图/中国教育报
编者按：从1977年到2017年，今年是恢复高考的40周年。有间大学特别推出“高考往事”系列，致那些年我们参加过的高考。回首往昔，看时间改变了什么。
文/塞巴
恢复高考那年我才读高一，所以，要回忆高考往事，得先从我姐姐说起。
1977年11月某几天，我姐姐以最后一届“知青”身份在江西南昌参加了40年前的那次考试，考完了回家估分觉得不错，但到头来还是落榜。其实她当时应该算是一个文理俱佳的好青年了，数理化的水平都可以给她的知青战友做辅导，而且，她还是个当时比较稀罕的文学青年，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就有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江西日报》上面播发，当年语文考的好像是叫《难忘的十月》，这样一类时代八股文，绝对是她的拿手好戏。
落榜的结果令我一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又由于当年考试成绩虽然公布但却不让查分。后来我家费了不少劲托人暗地里去查过分，结果果然是个冤案。幸亏她第二年顺利考取，成为了一名光荣而自豪的大学生，不然，她的命运，真的比窦娥还要冤。
电影《高考1977》女知青陈琼力图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图/《高考1977》剧照
很多时候，人们在讲到高考伟大意义的时候，都爱说“一场考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之类的话，这放到我姐身上基本是符合的，但是这种改变到底是福还是祸，我一直存疑。
我姐之有才，从来都表现在文科上，可当年是数理化吃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了文史地，蹉跎一生没出息），学文科基本就等于告诉别人你是一个劣质产品，她心气高，就铁了心考理工科。结果考进江西工学院读了个电机系，这么多年过去，虽然小日子过得不错，家里有轿车有别墅的，但我觉得基本不能算是有多大出息，毕竟我们家就是江西工学院的，在家门口读大学感觉没什么劲吧！
我觉得她要是当年没考取可能会更好些，她很可能一气之下拣起她热爱的写作，成为一个不错的女作家，和王安忆、铁凝什么的可能有得一拼——那可是一个文学当道的年代啊。虽然当作家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至少，那是她的梦想。
和我姐相比，我的水平就要差多了。我1978年高二毕业的时候，什么也没学到，中学四年的前两年基本上是学工学农又学军地全部玩掉了，进入高中时正好粉碎“四人帮”，科学的春天来了以后，我们也就分班准备考大学了。
我们附中各毕业班的一些垃圾学生组成个文科班，明摆着就是陪考的。学校也没有专门的文史地老师，反正临时搭起个草台班子胡乱教，我们这些垃圾生也就胡乱学，等到临考了，结果可想而知，全军覆灭。
这一年我家是喜忧参半，一个高中一个落马，两相抵消也就不喜不悲。等到第二年我再战江湖仍然一败涂地，家里就有些慌了。
1979年高考政治试卷 图/视觉中国
其实我第二年考砸这也不能完全怪我，谁要我爸妈放马让我独自一人出远门去到广州？当时他们想的是我广州的舅舅和舅妈都在广州的中学任教，以为我过去以后可以跟着好好复习。不想我到广州后，却整天跟着我那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在东山区卫生院挂号室工作，却好高骛远准备考社科院古文字专业研究生的表哥一起混。
我们还制定了一个所谓“高端战略”：白天一起骑自行车从东山区的共和新村去到海珠区的中山大学，旁听中文系李新魁、曾宪通等老师的古汉语课程，还认真做笔记，俨然一副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模样，晚上在家，抽着“金沙江”牌的劣质香烟，捧着《左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容庚的《金文编》彻夜钻研。而文学方面，则是狂背《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考虑到知识结构的完整性，表哥还要求我兼顾欧洲文学名著，像《高老头》《九三年》这样的小说，我都是那时读完的。
想想看吧，那时我还是个16岁的小屁孩，哪里消化得了这些“高端知识”啊，结果半年后回家参考，败阵是难免的——毕竟，那一年我还是一个理科考生啊，在广州的四个多月时间里，我带来的数理化习题几乎就没有认真做过。
而把我“带坏”的表哥，那年则顺利考取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李学勤的研究生。后来《羊城晚报》还刊登了他自学成材的事迹，报道发表后，招来了很多女孩的求爱信。你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纯真年代啊，女青年还真的是很爱才的哦。
1977年，北京考点的考生们在考场外互相交流 图/视觉中国
在知道自己的分数离录取线还差一大截这一残酷事实后，我很是沮丧。好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老爸丢下的话是：接下来是你最后一次考了，再考不上就别考了，要出去工作挣钱养活自己了。
幸亏我还算靠谱，这一年我改考文科，经过一年插班复读，竟然以那个班上第二名、总分381分的成绩金榜题名。那时的规矩是，先公布考生得分和录取分数线，再填报志愿。我的分数超过一般院校录取线60来分，超出重点院校录取线30多分，报志愿我首先想填的是中山大学（两年前我就觉得自己是中大的学生了哦），但中大的几个我喜欢的专业在江西招生名额很少，为求保险，我把名额相对多一点的厦门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填了上去。
那时，经济和法律等专业已经开始走红，我老爸有让我去学经济和法律的意思，但我自己完全没感觉，坚决不从。他于是摆出一副很开明的样子，让我自己做自己的主，把自己五个志愿栏的两个选择项，都依次报了历史系和中文系。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我老爸很伟大，无论是挑学校还是选专业，他把选择权都还给了我，让我这样一个17岁的小青年第一次有了自主选择自己人生的成就感。
后来文史专业被社会冷落，经济、法律文凭急剧升值，我想起自己当年的选择，心中虽有几许落寞而悲壮的失败感，但是，我和我老爸从来没有为此有过半点后悔。
1986年农历正月初一，上海，恢复高考后求知的年轻人使图书馆座无虚席图/视觉中国
虽然我那年历史科的成绩很好，据我们的历史老师说，在全省文科考生中排名绝对可以进入前十。但最终因为体检查出我有色弱，而使我做一个考古队员的梦想随之破灭（这应该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破灭的理想），只能进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就读。后来我问老爸要是还考不上你真的会让我出去工作吗？他说：会让你一直考，直到你考取。这话听起来真叫人不寒而栗。
事实上，我们附中高考次数的最高纪录是连考七年，从18岁高中毕业直考到25岁，最后老天爷都觉得不好意思把他收下了，不然，按照当年考生年纪上限不得超过25岁的规定，那哥儿们在考场上耗去的七年青春，真的就付之东流血本无归了。这件事，很久以后想起还很是后怕。
那时候，高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的确是一件大事。毕竟三四十前的中国，远没有今天的社会这么靠谱，除了极少数的特权阶层，一般人家的孩子要找一份工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院里很多教工子弟因为考不上大学，父母又没什么能耐（知识分子那时还是弱势群体），只好提前退休让孩子“顶替”，这一点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家庭，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而一旦考取，就解决了家里的一个大负担，考不上，就成了待业青年，连工作都没有，不但很让人瞧不起，而且基本上成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所以，一人参考全家受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再加上那时招生名额有限，我记得我那年的录取比例好像不到8%，想想你考上了就有那么多人被你挤下去，你想不牛逼都不行。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高考在当年备受重视，但和今天受重视的盛况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事实上，面对今天这样一个个人选择多多的年代，从那样一个年代过来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家还会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样的态度来看待高考。
每当看到报纸上说，某某城市某某考场外家长为了确保考场有安静的环境而自发组织起来拦车封路这样的报道，或者，某某城市某某考场教室里为让考生考出好成绩而加班安装空调那样的消息，再或者，某某城市的某某主管部门为方便考生而专门调集大批量出租车在考场外候命以防考生不能及时打车回家耽误休息的新闻，云云，我就觉得好笑，至于吗？
2014年6月5日，山西省运城市高考爱心送考车队 图/视觉中国
我收到厦大中文系录取通知书准备入学的那阵子，老爸老妈很开心，也想着让我出去到各处亲戚家显摆一下，于是他们出钱让我一个人去湖南老家走了一趟，接着我又转道去武汉我姨妈家去玩玩。
在姨妈家我遇到了已经是社科院研究生院二年级研究生的表哥。我们一起去珞珈山高校区闲逛，还去湖北博物馆看展览，还去了庐山。我记得在武汉的时候，正好刚出土不久的曾侯乙编钟在展出，我们在博物馆的展厅里煞有介事地研究着，思考着，大声谈论着，引来一些观众围观倾听，这个时候我终于知道，当一个大学生，是一件多么牛逼的事情啊。
很快，入学的日子临近了。我终于可以告别父母一个人去远方开始我的全新生活，好多个晚上激动得睡不着觉。走的那天，我老爸要去火车站送我，我说不用了，于是他用自行车推着一个我随身携带的小包陪我一起到公交车站就挥手告别了，我在南昌炎热的酷暑中站在拥挤的公交车车厢里，然后去到火车站。站台上有不少来送孩子出远门的家长们，一副千叮咛万嘱咐的样子很是感人。
不久车开了，我坐在窗口看着他们向车上的孩子挥手告别，看见我熟悉的城市在眼前慢慢消失，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
开学时家长们总是放心不下孩子们 图/重庆晨报
多年后，我看到大学里，开学时候被各种闲杂人等充斥的闹哄哄的校园，和被三姑六婆们组成的亲友团簇拥着呵护着照顾着的傻乎乎的新生时，我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有一次正好是新生入学的时候，我和女儿在我工作的大学校园里见到了每年都有的这样一个热闹场景。
她问我：“要是我考上大学去外地读书你会不会陪我去？”
我说：“不陪，你自己去好了。”
我担心她听了我这话会不开心，没想到她一拍我肩膀，大呼一声：“Ye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