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腾讯新闻
近年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文学交流愈加频繁。一方面，中国作家的作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密度被介绍到国外，另一方面，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也能以轻松便捷的姿态阅读到世界各地优秀作家的最新译作。在世界文学框架之下，中国作家如何进行汉语写作？在交往频繁的当下，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样新的挑战和难题？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性？都是当下的写作者和评论者关心的话题。
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在沪举行，作家、评论家探讨——
汉语写作：以中国内核映照世界格局
文 | 本报记者 金莹
以“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为主题的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会议围绕“国际文学奖对汉语写作的影响”、“翻译的可译、不可译与文学性”、“趋新与正典：创作、翻译与批评”、“从歌德的世界文学到今天的世界文学”等话题展开讨论，论坛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市作协主办，《上海文化》杂志社和《思南文学选刊》承办。
“最初我们提出‘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个口号，其实隐含着一种焦虑，它让我们感到中国文学还没有融入到世界文学当中。同样的，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世界与中国’这些概念中，也有我们的焦虑、迷盲、彷徨和迷离，进入世界文学的标志是什么？中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跟西方不一样，中国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还不完全清楚。”在论坛上，评论家孟繁华抛出了这样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特别渴望世界文学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们又特别渴望中国精神的主体性的确立。”青年评论家张莉说。只是，中国精神的主体性如何确立？她从前人走过的道路中寻找今天的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的经验。“鲁迅先生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根基，当年翻译《域外小说集》时，他使用了直译的方式，把外国人的语言习惯直接‘拿’了过来。当他‘拿’过这种语言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改变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语言的角度来讲，他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样的语言既是欧化的，同时也是中国本土的，这是他对语言进行了一次改造。而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即使采用了欧化的语言，但他的精神其实是中国的，我们需要反省，我们作品中的中国内核在哪里？”
张莉认为，在立足自身的情况下融合吸收时代与世界的信息，对当下的写作者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在世界飞速向前、万物求新求变的今天，有很多新词在产生，也有很多旧词被淘汰。一个追求流行语词的作家，一个恪守旧词语的作家，其实都是各自文学价值观的体现。包括我们讲话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实际上就是我们文学观、汉语观、写作观、价值观的体现。今天，我们的作家都渴望自己的写作焕发新的光泽，但是，在此之外，如何把新的汉语和世界文学的意识‘拿’过来，在我们自己的汉语文学中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中国汉语写作重要的一环，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青年学者金雯则提及，相对于强势的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中国小说对世界的影响尚小。“西方国家也吸纳了很多外来元素，但他们吸纳的往往是原本就与西方文化有大量交界和接触的文化。比如，《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在18世纪时翻译到欧洲后，对现代欧洲小说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阿拉伯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本身非常多，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就是通过了阿拉伯文化的中介，阿拉伯文化翻译了许多古罗马的著作，保留了文艺的种子。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学跟世界文学其实始终有一种隔膜。比如说，我们引以为豪的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在西方的学院里有一定的喜好者和拥护者，但它在小说家的范围里产生了什么影响？很少。我们唯一能够想起来的就是博尔赫斯，而且这样的作家是凤毛麟角。我们最精华的小说传统，在西方的影响也是非常少的。”
《红楼梦》英文版
金雯也提及，在当下，中国文学中通俗的网络玄幻小说在国际上传播非常广，为什么玄幻小说对西方读者更有吸引力？“我觉得其中一点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道教文化为创作者和读者提供大量想象空间，这是从中世纪传奇传统而来的西方作家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例子来说，要在国际舞台具有竞争力，我们还需要有长期的积淀。一方面，我们要长期浸润在自己本土的小说叙事传统中，另一方面，中国作家还是要开拓视野，多接触各种各样的外国文化。这两者如果能够结合起来，译者和作者互相配合，相信世界文学的格局会有改观。”
在“翻译的可译、不可译与文学性”这个话题上，翻译家袁筱一则认为，文学所面临的问题已与从前大不相同，翻译家们面临的问题也随着时代变换发生了变化：“当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时，作为浪漫主义先行者的他正处于最好的文化时代。那时，文化的发展可以带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谁在文化发展上占得先机，谁就可以在社会其他方面占得先机。但是，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文学发展能带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反过来，倒是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在制约文学的发展。于是，文学的使命也会从向往更正确和合理的价值观，过渡到对非理性的绝对价值观的抵抗。在这样的语境下，我觉得，现在的世界文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更确切地说，在现在的世界文学格局中，不同语言的文学之间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我一向认为，翻译一定不是为了同质。世界文学的同质化恰恰带来了不可译性，当这个世界不同语言的文学之间不存在差异时，翻译的最终使命便无法实现。”
“世界文学和汉语写作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互相参照、互相映照的。西方的写作可以照亮我们，我们可以通过西方文学发现自己。同时，汉语写作也可以照亮西方。互相之间的映照在世界文学格局里特别重要。”孟繁华表示。
在本次论坛之前，上海市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上海文化》杂志社曾合作举办过两次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倡导在当下写作中重见社会性视野，探索个人与时代有效契合的文学功能观，引导建立新的批评文风，在文学界产生了良好反响。吴亮、程德培、陈建华、李庆西、张新颖、文敏、周晓枫、小白、李浩、周嘉宁等评论家、翻译家、作家参加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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