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爬山开始前，陈古吉用背包绳绕过儿子的胸口，在背后打上结，以确保儿子的安全。
15个孩子中多数是女孩，在三个家长的保护下，背着沉沉的书包，大约用了2个小时，到达“悬崖村”。
5月14日，在三名家长的保护下，15个孩子从勒尔小学出发，走崖壁，爬藤梯，踏上回家的路。
从使用价值排序看，山里的道路一点也不比城市道路更靠后。城里修路可能会更加方便，而山里修路则可能意味着跨时代的巨变。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悬崖村”，村里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梯，在崖下上学的孩子们，需要在家长的保护下，攀爬两个小时才能回家。县里曾几次规划过修路，但因造价大概在6000万元左右，投入和产出极不相称，只好一再搁浅。（《新京报》5月24日）
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生活在如此艰难、恶劣的环境中，甚至在上山下山过程中动辄摔伤、摔死，实在令人揪心。那些从6岁起就艰难攀爬的孩子，或许早早磨砺出一副好筋骨，培养出与大自然抗争的勇气，但这样的生死磨砺真有必要吗？修一条路真的有那么难吗？
当地政府并非没有修路的打算，也曾几次动议规划，但最终的结论却是“投入产出极不相称”，成本太高。换言之，这样的公共财政投资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按照政府的说法，即便是将周边3个村庄一并考虑，也只有300户1400多人，花6000万元太贵了。
地方政府开始讲究投资的回报，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当然是一件好事。与以往动辄拍脑门决策，随意规划项目，甚至将巨量财政资金投向并无多少经济收益的形象工程相比，这样的“斤斤计较”，显然是一种进步。不过，为悬崖上的村庄修一条进出的山路，难道真的不值吗？
首先，地方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对于悬崖村的百姓来说，一条路不仅意味着出行更方便，还意味着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没有路，则包括教育、经济等一切改善均不可能发生。即便政府已经给予一些政策性帮扶，比如帮助村民养羊，其效果也会在关山阻隔中损耗殆尽。
政府既然有能力优化城镇道路，也应该尽力满足山民的出行需求。二者的道理是一样的，均属于政府必须支出的公共服务投入。绝不能因为悬崖村人少就拒绝履行责任。从使用价值排序看，山里的道路一点也不比城市道路更靠后。城里修路可能会更加方便，而山里修路则可能意味着跨时代的巨变。
其次，即便谈经济理性，给悬崖村修路并非“投入产出极不相称”。其中除了可见的经济效益，还有无形的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相比，老百姓的基本生计及发展的权益同样重要。而后者，更是牵涉到共享发展成果的宏大命题。
何况，据专家介绍，这里的大峡谷堪称世界级的景观，除了密集的谷中谷形态的峡谷群，悬崖村的天梯是现代社会中人类在险恶环境里生存的“活化石”，是人们体验的“活标本”。这些本身也是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若有了便捷的交通，不仅可以改变老百姓的困境，当地也可能因旅游发展而收获丰厚回报。
悬崖村是独特的风景，但外部世界不能仅仅止于观赏，更不必一味挖掘其中的“感动”因素，而应该着力解决村民面临的生存问题，帮助他们跟上现代化的进程。不能继续让悬崖村的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攀爬了，他们被悬挂起来的权益理应得到尊重。